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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11月9日参加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主旨演讲中表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利好政策的大时代背景下,本编(中国企业文化传播网)认为:中国企业也应该审时度势、抓住当下大好时机,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些营养,为自身企业发展注入活力,为中国经济腾飞添砖加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进企业文化,以前专辑中列举过不少企业已经收效显著。而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这股正起的刚劲之风,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开始重视!书名:习仲勋传
作者:《习仲勋传》编委会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社简介:
中央文献出版社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管和主办,是以出版党和国家文献类和领袖类图书为主要特色的专业出版社。主要图书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题文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集;领袖传记、年谱、画册、回忆录;领袖生平、思想、理论、党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等,出版有《毛泽东诗词》等。
内容简介:
《习仲勋传》,上、下两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习仲勋传》编委会编撰。是一部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1913-2002)的人物传记。《习仲勋传》主要内容是关于传主习仲勋的生平描述、介绍。《习仲勋传》上卷,是在反映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的革命经历和卓越贡献的同时,清晰地展现了传主的革命征程。《习仲勋传》下卷,是在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传主习仲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顽强奋斗的革命历程上,同时体现其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习仲勋传》全书约94万字,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线索,凸出重点事件,平实记录了传主生平:上卷分一至十六章共16章,以及上卷后记1篇,记叙的时间跨度自1913年传主出生至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共36年;下卷从第十七章至第三十六章共20章及下卷后记1篇,时间跨度自1949年至2002年传主逝世前后,共53年。该书涉及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早期历史事件,并附有150幅历史照片等,颇具资料价值。
书摘正文: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纷纷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尽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之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在习仲勋来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还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的步子还不大。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明:“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等。广大蒙冤受屈者也对习仲勋寄予厚望,认为他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能够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件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省委工作的重点之一。
习仲勋首先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提出的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开展工作。其次,他具体深入了解统战部、政协、宗教和侨务等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同时,依靠省纪委进行案件复查,逐一解决,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
习仲勋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贾延岩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那时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系统地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并指示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六月十八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又专门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这两个冤假错案是“四人帮”的爪牙在广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典型案例。
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彭湃在海陆丰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陷彭湃是“叛徒”,残酷迫害彭湃的母亲及其亲属,大肆诋毁海陆丰农民运动,那些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也受到打击和迫害。同时,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网”,把在抗战期间隶属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广东南路党组织打成“叛徒党”。习仲勋对这两个案件极为重视。不久,他在深入汕头的调查研究中,进一步实地了解这两个冤案的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加快纠错平反。
六月三十日,习仲勋还安排省委书记、省委纪委书记李坚真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专题发言。李坚真在发言中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冤假错案的坚决平反,凡属应纠正的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省委批转了李坚真的发言,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七月十一日,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统战工作的汇报,专门就落实政策作出指示。他说,民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大,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种情况,他们被查抄的财物、被挤占的私人房屋,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民族工作,要认真解决海南、韶关等地的国营农林场与少数民族社队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他要求,把国家拨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款项专款专用,说这样“能办许多事,几年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搞起来”。习仲勋重视政协工作,提出统战部要通过政协这个组织,做好联系各方面群众和人士的工作。他要求,要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老人和老干部安排到政协去工作,不要老说他们的缺点,要多看他们的成绩;对党外老知识分子,不要再提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直接称“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要统战部门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分布情况搞清楚,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并指示做好宗教工作,按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和无神论的自由。关于侨务工作,他要求统战部也要管侨务政策的落实。他还要求列席会议的省委组织部、省计委、省公安局、省财政局、省侨务办、广州市委统战部的负责人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协助落实好各项统战工作政策。
习仲勋注意抓了一些影响大的案件的平反昭雪。在他的督促下,庄辛辛冤案得以平反,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州人民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其中突出的一个是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的青年工人庄辛辛。他于四月七日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写信说:“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庄辛辛因此遭到逮捕和批斗,按“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庄辛辛案件,决定为其彻底平反。习仲勋参加会议并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天,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广东省为庄辛辛案件公开平反,在全国处理同类案件中是较早的。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冤案平反,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对“二月逆流”、天安门事件等重大冤案平反,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广东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的决心更加坚定。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会上,习仲勋对全省各项工作做出安排部署的同时,集中讲了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广东的“一·二二”夺权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宣布因这些问题受到迫害、株连的人和事予以彻底平反。他还代表省委对广东历史上的重要案件和遗留问题表明态度。
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等人秉承江青一伙的旨意,在广东成立专门机构,“审理广东地下党”,揪“南方叛徒网”,目的就是要反对和否定周恩来。他郑重地宣布,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应该彻底平反;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把广东人民武装称为“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矛头也是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现在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要重新恢复过来,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凶手,交专政机关依法严惩。
习仲勋还再次强调了处理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遗留问题的政策。他说,对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对在“四清”运动中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分错了的,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补定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应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习仲勋还特别对处理广东所谓的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提出要求。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过去的“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对归侨、侨眷大加迫害。在极左路线横行之下,一九七○年省革委会出台了《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在顺德、台山等地试点后在全省推行。“黑六条”搞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做“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批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海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强调,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同时,习仲勋对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处理的问题也提出要求。他说,由于极左思想的指导,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干部,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有打击面过宽、处分偏重的情况,伤害了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各地、市、县的一些重大案件,一律由各地、市、县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等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也要一一加以解决。
习仲勋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认识和开展工作的决心,大得人心,博得了与会同志的阵阵掌声。
会议期间,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仪式,深切悼念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革命战士陶铸,习仲勋和省里的领导人出席。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崇高品质。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蔑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蔑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凡是这类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一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进一步抓紧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会议指出:“当前要加强省委清查办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机构和力量。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管起来。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紧。省委纪检委可多安排一些老干部,既要处理案子,又要抓党风。省委组织部要安排分批召开小型的退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省委统战部可分组召开会议,听取爱国人士的意见。”
在习仲勋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先后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切实加强落实政策的机构和力量,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一件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省级领导平反昭雪,隆重举行追悼会,对他们革命的一生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习仲勋还主持了为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恢复了其名誉和省委书记职务。
三月二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再次批转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领导,真正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这项任务,国庆前圆满结束这项工作。之后,省委从省、地、县机关抽调二千四百多名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分赴各地检查验收。工作组共召开了三百四十七次各种座谈会,抽查审阅了二万五千多宗案件,并接待和处理了大批群众来信来访,加快了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习仲勋坚决贯彻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亲自处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义”问题。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广东乃至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张贴在广州闹市区的北京路路口。大字报写了六十七页白报纸,长达二万六千余字,署名为“李一哲”。
这份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坏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川流不息。不久,它便流传到内地,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说, 澳门金沙官网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王洪文则扬言要组织一百万人进行批判。广东省和广州市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立即在机关、学校和工厂组织批判这张大字报的运动,先后组织了一百多场批判会和辩论会,其中不少是万余人的批判大会。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
按道理说,在粉碎“四人帮”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平反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的问题却反而升级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关押在监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勋到广东后,便两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他知道习仲勋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而蒙冤十六年,刚刚平反出来工作,能够理解他的处境,否则也不敢“这么冒险”。他的同伴也认为“习仲勋是个好人”,对习仲勋寄予很大信任。
习仲勋确实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从一九七八年的八九月开始,他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十二月二十九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从监狱释放出来。习仲勋并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处理这件事,吴南生多次接见“李一哲”成员,和他们谈话。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四人,与他们谈话。习仲勋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表示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提醒他们注意冷静,防止被极少数人利用、钻空子,要把不正确的观点顶回去。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当时正值春节前夕,习仲勋和省委还对他们过好春节做了安排。
这次谈话后,习仲勋感到李正天等人仍有怨气,有必要同他们再谈一次。春节过后,他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再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说,最初定你们写的东西为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为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但我也要承担责任。他对李正天等人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勋诚恳地对他们说,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但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对待,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你们受这么多罪,要控诉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对这种错误路线我也反对,但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过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我戴了脚镣,还绑了很多绳子,你们没有吧?现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利,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习仲勋和吴南生还同他们商量了二月五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的事情。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多小时,习仲勋主动承担了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当天下午,习仲勋又根据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批复,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召开平反大会的问题。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和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勋和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案件的所有成员。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二月三日晚,习仲勋开完省委一个会议后,于十一点半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谈话直至二月四日凌晨二点半。习仲勋批评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的紧急通令”。他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项问题,说明要搞民主集中制,这件事情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的,他要赶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对他们提出接见“李一哲”案件所有成员和有牵连人的要求,习仲勋当即答应,说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见一见。郭鸿志等对习仲勋为这一案件所做的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深为感动,基本同意省委的意见。
四日下午,习仲勋兑现诺言,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案的所有成员三十人。习仲勋与他们一一握手,并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平反会,我就不参加了,广东人多,五千五百万人口中有一千万人的口粮在三十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小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
但是,这些人却仍坚持他们的意见,要求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坚持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诺言办事。经过他反复做工作,终于说服他们同意省委的安排,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
二月六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话,肯定他们当时提出的民主法制方面的问题是正确的,并用一大段话阐述了省委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应该吸取的教训。李正天等三人也分别发言,一致拥护省委对于处理这一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会场气氛活跃。“李一哲”案件的公开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会后,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习仲勋和省委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
对广东“地方主义”的平反,习仲勋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涉及面很大,伤害的干部相当多,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当时,广东省的负责人因为广东情况特殊,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要求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广东解放后,在土地改革中“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二书记冯白驹、第三书记方方等分别做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任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并受到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的处分,一大批地方干部也受到处分和牵连。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一九五七年底。在整风反右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和古大存因对五十年代初的“反地方主义”提出质疑,受到批判,由此有了广东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加之有人建议在组建海南区党委班子时过多地提名海南籍干部,被主观地认为存在着一个“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于是省委于当年十二月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撤销冯白驹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撤销古大存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做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
这两次“反地方主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尤其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紧接着的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广东的同志一直对两次“反地方主义”有意见,多次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的问题。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并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解决“反地方主义”问题遇到了省委几位领导的极力反对,但习仲勋还是坚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当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心存疑虑地问及此事时,习仲勋坚决地回答:“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但是,由于两次“反地方主义”牵涉面广,历时时间长,复查起来非常困难和复杂。习仲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然关注这一案件。直到一九八三年,在陈云、黄克诚和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下,中共中央于这年二月九日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
这一案件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定处分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其中属于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一百二十六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案件。后来,经过复查,中共中央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宗历时三十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错案,终于得以彻底平反。
对习仲勋在为“反地方主义”这一错案的平反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吴南生有这样的评价:“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主持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和分管工业和农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十分重视,一是他已多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了,二是最近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广东发展的新思路,也要借这个机会向中央汇报,以取得支持。为此,他主持召开了四次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材料。十一月九日,习仲勋等赴京参加会议。
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同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一样,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轮流主持会议。习仲勋这次随广东省被划到中南组参加会议,召集人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部长黄华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组的成员有邓颖超、廖承志、程子华等中南五省区和广州军区、武汉军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地点在第十四会议室。据王全国回忆,习仲勋、薛光军和他都是会议上的活跃分子,中南组也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上讲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即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商定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提出,会议在讨论这三项议题之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华国锋在讲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时说,西方和日本各国有一种强烈的动向,就是极力要同我们加强联系,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
华国锋在这里提到了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对习仲勋和王全国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会上,习仲勋联系广东省的实际做了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认为这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当前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好,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实到时候了。国际形势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大好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和资金,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转入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主持起草的。文件提交会议讨论后,绝大多数与会代表都不满意。对农业生产具有丰富经验的习仲勋,就这个问题做了多次发言。
十四日下午,习仲勋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总的感觉写得太散,没有很好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有的部分“都是几句口号,情况没有讲明,问题没有讲透”,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问题。如《决定》中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对此,习仲勋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一段不符合实际,不要这么写。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过去,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的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他反思说,成立人民公社如果“推迟二三年再搞,要好些。现在很有必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农业情况做个基本的估计。”他还针对文件中的说法,强调指出:“以农业为基础,不单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后来修改文件时,接受了他的意见。
十六日上午,习仲勋又就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做了系统发言。他说:
在农业问题上,一定要揭露矛盾,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下最大力气把农业搞上去。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革命和生产,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我们是从农村工作起家的。但现在农业问题却成了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严重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定要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提高自觉性,抓好农业这个基础。我感到《决定》草稿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和揭露矛盾。要面对现实,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绩必须肯定。但农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快,还摆脱不了八亿人口搞饭吃的局面,并且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解放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这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破坏很严重,加上我们工作方面的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现在,“四人帮”垮台了,有可能、也应当认真揭露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不破不立,要把农业搞上去,一定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的破坏,拨乱反正,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半年来,我们通过整风,抓住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的问题,揭露矛盾,分清是非,就是动员全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习仲勋赞成《决定》草稿中提出设立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建议,并提出省、地、县都应设立这个机构,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他回到广东后,就立即在广东建立了这个机构,并亲自兼任农委主任。他还建议农业部“可建立一些必要的专业总公司”,“农业的投资也需要增加”。
习仲勋就如何把广东农业搞上去,谈了他在广东前一段提出的四点意见,并着重提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改变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地方的积极性,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他强调,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除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恢复元气上,同时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要发挥广东的特点,多搞海水养殖业、海洋捕鱼业和牧业,多搞甘蔗等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为人民群众提供较多的食物,为国家建设和外贸出口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建议国家把开发海南岛作为发展农业的重点地区之一。他说,海南岛是个宝岛,要大力发展橡胶、剑麻等热带作物,“要搞几个大型的现代化的谷物农场,多生产粮食,为大规模开发海南创造条件”。
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成员,大多数是像习仲勋这样经历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其中相当多的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有许多反思。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于是与会成员畅所欲言,敢讲真话,都从各自所熟悉的领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大家对于过去那种政治运动不断,一抓生产和经济就被批为“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发展生产中,又不讲究经济效果,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中,对地方经济统得过死,对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利用不够;对农轻重发展次序,说起来是农、轻、重,做起来是重、轻、农;以及片面强调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
在总结和反思这些经验教训中,自然就联系和涉及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案件。如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应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平反,为陶铸、王鹤寿等冤案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等等。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得到与会成员的热烈拥护,也说出了习仲勋的心里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讨论和研究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华国锋代表中央对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所谓“二月逆流”是林彪一伙对几位老帅的诬陷;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冤案和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平反,并指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的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
习仲勋和与会代表对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满意。二十七日上午,习仲勋在中南组会上发言,认为对天安门事件和彭德怀等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处理解决得很好,这对今后工作将起重要作用,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很大动力。他认为自己的老战友彭德怀功大于过,建议中央在提到其错误的措词时应更轻一些。他还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第一次开得这样好的会议。大家畅所欲言,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颇为激动地说:“我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参加这次会议心情非常舒畅,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他针对会上许多老干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尚有意见时,说:“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不要计较个人,要多为党做工作。老干部的特色就是老,要老的很革命,把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下一代。”他根据华国锋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仍然没有就实践标准问题明确表态,旗帜鲜明地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次会议上不讲两句,恐怕不好。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瑞博娱乐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外界议论也很多。是非不搞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希望华主席最后讲一下。”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王全国和薛光军三人确实非常活跃。十二月三日,在许多同志的发言都转到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和酝酿增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等问题时,王全国除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认识外,并宣读了习仲勋和他及薛光军三人写给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再次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们对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示不放心,担心会影响全国的安定团结。
王全国读完他们三人的信后,得到中南组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人中有二十四人在信上签名。于是,这封信在上报中央政治局的同时,也全文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这无疑对会议讨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习仲勋还在会上提出设立中央秘书长的建议。
十二月十日晚,会议通知各组酝酿讨论增补陈云、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习仲勋等九位同志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等人事问题。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这些同志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认为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个别代表认为进入政治局的这几位同志,除胡耀邦外,年龄都有些偏大,力不从心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有的同志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的建议。
习仲勋在十一日上午的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设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政治局处理日常事务,使中央政治局、常委真正考虑一些决策的大事。如果一下子搞不起来,也可以先考虑成立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班子,设一个秘书长,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再设几个副秘书长。有了这个工作班子,就能够把中央的日常工作全部承担起来,使政治局、常委,特别是常委完全摆脱日常事务。希望这次中央全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习仲勋的这一建议,“许多同志鼓掌表示同意”。后来,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负责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那些坚持“两个凡是”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认识不足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核心层中的个别人,对这两个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之后,会议转入讨论李先念在经济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今后两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十二月九日,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发表系统意见,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问题的看法还是首次提出。
他们首先谈到安定团结的问题。认为安定团结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绝对必要前提,“没有安定团结,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此,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作为全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结束了,但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还很艰巨,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对各方面人的政策落实,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同时,必须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委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各级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抓紧制定必要的法律、制度,保证人民的民主。要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要先改善农民的生活,切实解决城市工矿职工的生活供应和住房等问题。他们还在深刻总结这十多年来社会发展的沉痛教训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涉及社会主义时期安定团结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在过去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旧社会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动乱局面,并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必然规律”,至于说党内出现了多少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是“四人帮”一伙的捏造。由此,他们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讲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发展安定团结”。这实际上是比较早地对毛泽东提出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
其次,他们对关于经济工作必须实行的三个转变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国家计委在文件中提出的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三个转变,讲得很好,但在论述第二个转变中,建议加上“用行政办法转变为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统收统交,统得过死,转到统一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的体制上来”。国家计委后来在修改文件中,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文件稿中加上了这一思想。
第三,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两年计划安排的问题,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形势很好。但是,‘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现在比例失调情况概括起来是四短两长。四短:一是农业这个基础太薄弱,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二是燃料动力建筑材料不足,不能适应生产建设的需要;三是交通运输能力不足;四是人民生活上欠账很多。两长:一是基建战线太长,全国铺开的五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十二万四千个;二是有些工业生产加工能力长了,缺电缺燃料和原材料。”
他们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全国经济形势后提出:“面对国民经济这样比例失调的情况,应当采取调整的方针,下大力量加强短线,压缩长线,尤其要突出地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加强燃料动力和交通运输,不能修修补补。”为此,建议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多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让农民有个休养生息机会,以调整农业布局,发展多种经济和林牧副渔;二是利用大好时机,更多地利用外国资金,对农业、燃料、电力和交通运输多投点资,步子加快一些;三是在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和煤炭、木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步子迈得再大点,对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上也要给以充分的重视和安排。
第四,他们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财力、物力、人力统一由中央统收统支,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对于这方面的弊病,这次会上多数同志都看到了,体制不改革,想快也快不了。“希望在改革时,从战略上讲,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冲破小农经济和原来学习苏联的那一套。当然在实行步骤上要稳妥点,工作要做细些”。现在讨论的文件在这个问题上,比过去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放手,不敢多分些职权给地方,扩大企业的权益也比较抽象。中国这样大,一个省就等于一个西欧大国,希望体制改革这次一定要解决。建议中央成立个体制改革小组,吸收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参加,搞出个办法来。
第五,关于加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管理中的混乱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一方面是因为综合平衡和利用价值规律工作做得不好。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抓好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离开了综合平衡和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持久的高速度。希望国家计委多花些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加强国民经济大的综合平衡工作,同时要给地方统筹安排国民经济的权力,有了省、市、自治区的平衡,国家的综合平衡才能搞好。要加强物价工作,重视利用价值规律,在价格政策方面给省、市更大的权力。
最后,王全国代表习仲勋和薛光军提出了有关广东经济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强调要利用广东的特点,加快经济建设的步子。他们说,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四季常青,雨量充沛,有广阔的海洋,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很大,特别适宜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有些轻工业产品和工艺美术也占全国第一位。同时,广东毗邻港澳,有八百万华侨,对于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旅游,争取侨汇,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殷切“希望中央考虑如何利用广东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给地方以必要的支持,给地方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上以更大的权力,使广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大家都说,广东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大有作为,但如果体制上政策上不给地方更大权力,我们也是不能大有作为的。当前我们感到被捆得死死的,不能有所作为,希望这个问题能解决”。
习仲勋等三人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他们关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分析,为形势的发展所印证。
这次会上,与会人员都迫切希望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年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指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争论的重要现实意义,明确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在讲话中宣布了要实行“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对与会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习仲勋等人兴奋不已。
十二月十五日,会议结束。长达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二十二日晚七时三十分胜利闭幕。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进行了增选和补选。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开了五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为之做了充分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进一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习仲勋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十分荣幸,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也说明党对他是充分信任的。尤其是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提到习仲勋的民主作风,对他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的人事问题作出进一步调整,决定习仲勋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习仲勋就去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赴任的杨尚昆。
杨尚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在习仲勋任国务院秘书长十年期间,他们在许多工作中互相配合,联系很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他们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语言。习仲勋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研究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不久后,杨尚昆便抵达广东,他们同心协力,为广东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着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习仲勋赶回广东,先在省级领导干部中传达,随即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至二十五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学习和发扬了中央两个会议的好会风,民主空气活跃,打破了一些过去不敢碰的“禁区”,围绕工作重点转移、解放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干部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广东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揭露了干部思想和作风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许多矛盾,并指名道姓地开展了批评,敢讲话,讲真话,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习仲勋在讲话中,要求大家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迅速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认识要统一,要有共同语言,思想要跟上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鼓干劲,分秒必争,尽快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举行闭幕式,杨尚昆主持会议,习仲勋做总结讲话。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广东一定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在农业上来一个大的突破,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也要紧紧跟上,要冲破旧的条条框框,采取新的措施。他说:“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王全国也提出,广东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报告中央,要求中央给广东做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权力。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写出报告。
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要求按照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农业的精神,把广东的农业尽快搞上去。他指出:“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到农业上来”,“省委成立农业委员会,解决农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委员会由我自己先兼主任,同时加强农口干部的配备,加强农业的领导力量。地、县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并以主要的力量分管农业。要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各行各业组织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四月二十一日,省委正式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党组书记和主任,充分显示了广东省委和习仲勋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把农业搞上去的决心。
会后,省委常委除少数留在机关外,其余都下到基层去帮助指导工作。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分别带领八个工作组,共三百多人,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八个地区和所属的七十多个县、市,参加地、县召开的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理清思路,制定规划,同时帮助组织春耕生产。由此,拉开了广东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
习仲勋带领的工作组,二月五日晚一抵达肇庆就开始工作,听取地委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座谈。七日,习仲勋参加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与会同志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个会议精神,把工作做好。要拨乱反正,要把好党风重新恢复过来。他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地干,“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什么人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胆子大一点”。
二月九日至十七日,习仲勋一行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和云浮等县调查,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座谈,又同一百三十多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与他们讨论方针政策问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问题。习仲勋向大家说:“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做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他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干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坚持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保护好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印发了习仲勋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对习仲勋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基层,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了专题报道。
八个工作组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习仲勋召开汇报会,听取汇报,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问题,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认识,认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
思想的统一,推动了工作上的突破,全省农村开始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但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广东有的社队就开始恢复六十年代初曾经实行的“包产到组”,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不少社队还实行了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一九七八年冬,省委在全省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提倡和推行,这年冬种全省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强了田间管理,各种作物长势良好,经济收入大都有明显增加,干部群众反应很好。同时,也出现了个别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到户的情况。这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并广泛征求各地、市、县的意见。
习仲勋对广东各地出现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一九七九年一月,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要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
二月四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提出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解决了只顾数量挣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产量联系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系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把生产搞好。这种做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提高了群众觉悟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是改变原核算单位,削弱了集体经济,而是更加巩固了核算单位,巩固了集体经济。”由此,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开。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对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给予肯定。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当时在全国也是早的。中共广东省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受到全省广大农民的拥护。
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和“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作业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的乡村,已经悄悄打破这一规定,开始进行“包产到户”。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杨应彬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习仲勋刚从从化调研回来,就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汇报了“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但当时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洲心公社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习仲勋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中有“两个不许”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发[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许”的规定,也知道从化两个大队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这些规定,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出了支持他们大胆试验的决定。
广东省农村的最初改革,还体现在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广东农村同全国一样,长期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结果导致多种经营生产萎缩,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习仲勋等广东省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意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又提出:“要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今后生产队只要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计划,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习仲勋指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产量、国家征购任务和社员口粮不减少的前提下,可以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于是,广东各地、县开始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下半年,习仲勋到新设立的深圳市宝安区视察时,专门了解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方苞后来回忆说,过去粮食种植面积多少是死的,只能多种不能少种,粮食上调也是死命令,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农民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过死,其他难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习仲勋来到广东后,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为了满足香港市场的需要,省委批准宝安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将五万亩稻田改为塘鱼等鲜活商品生产基地,鲜活商品发展起来了,满足了香港市场的需要,也使群众增加了收入。
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广东虽然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但是全省粮食总产量仍达到三百四十亿斤,比上年增产十五亿斤;花生、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有较大增长;社队企业、家庭副业都有较大发展;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收入明显增长。
广东省在农村实行的“五定一奖”责任制,虽然克服了“打大捞”的现象,却无法解决“打小捞”的问题,包产到户由个别地方逐渐扩展起来。习仲勋和省委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要切实帮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在继续增加。
一九八○年春,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工作组进行春耕生产大检查中,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田都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的部分“三靠队”,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二十七日,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说:“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要同群众顶牛。”“一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第二是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单干。一些特殊困难的社、队,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并且农民群众一时还不愿意改为实行联系产量到组或实行定额管理和评比奖励的,可以允许继续实行。但一定要讲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他提出,省直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下去,和当地党委一起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这些问题。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意见,省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分赴十六个县调查研究。
这时,全国也正在为集体“阳关道”与个体“独木桥”展开激烈争辩。许多领导干部赞成清除“左”的思想错误,却激烈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办法去强力阻止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广东的做法,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能够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已经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风险。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如拨云见日,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吃了定心丸。
习仲勋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联系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随着实践慢慢地转变,决策也更加符合实际,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
九月,习仲勋来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地区视察。在徐闻县,他在县、社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力争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正确意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实行正确的领导。
习仲勋的这一段话,语重心长,引人深思,是他这个“老农村”对自己这几十年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长篇讲话以来,他的思想随着党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而发展,其间也走过了难以言说的历程。但有一点习仲勋始终坚持着,这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广东虽然对包产到户经历了逐渐认识的过程,但他对群众不批不压,没有硬扭,没有重犯党的历史上几次把包产到户强压下去的错误。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十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随即发出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文件的通知。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鼓舞下,过去“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由暗变明,过去想搞而不敢搞的也很快搞了起来。到一九八○年底,广东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十一亿斤,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五十一元,达到二百七十四元。农村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粮食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农村出现了新的生机。
在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下,广东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农村改革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心新闻宣传和文教卫生事业
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习仲勋十分关心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
新华通讯社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新华社的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新闻机构。一九三四年十月,红色中华通讯社随中央红军长征,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延安更名为新华通讯社。那时习仲勋与新华社就有较多的交往,关注着新华社的成长发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新华社举行建社五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十日,习仲勋欣然应邀出席新华社举行的庆祝五十周年茶话会,并发表讲话。他深情地说,新华社的五十周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苦奋斗,胜利发展的五十年。新华社是党的重要宣传工具,现在正在向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方向迈进。当年,新华社在延安清凉山驻了十年,这十年是新华社初具规模,逐步成长的十年。清凉山的老同志现在还在新华社的可能不多了,但是清凉山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即延安精神,应该继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对编辑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都是同样重要的。
习仲勋对纪念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他从新华社五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归纳提炼出“真、短、快、活、强”的五字箴言,回赠给新华社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
一、真——真的对立面是假。新闻必须真实。延安时代就反对过“客里空”,这几年又反对“假大空”,假字排在第一,所以首先要反假。
二、短——短的对立面是长。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长了没人看。
三、快——快的对立面是慢。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了。你们现在技术装备比延安时代强多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新闻实际上不新,变成旧闻了。
四、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那些没有人看。
五、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一篇新闻报道,总要给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使人们看了受到教育,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干四化。做不到这一点就是出废品。
习仲勋的五字箴言,简洁明了,道出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本质,既是对新华社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
习仲勋非常关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后两次出席这方面的会议并发表讲话,阐述做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
一九八一年八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十日,习仲勋和李先念、万里一起会见与会的部分代表,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叮嘱说,中央提出第一抓经济建设,第二抓思想建设。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个原则。过去在困难条件下要思想先行,现在条件好了,仍然要思想先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没有过时,现在、今后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习仲勋动情地说,教育战线的同志确实很苦,但是大家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坚持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民办教师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肩负着教育青少年的重大历史使命。现在犯罪的很多是青少年,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心里很难过。当然,从根本上说,这是“四人帮”造成的恶果,但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经济工作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振奋精神,就可能搞得快一点,但思想教育工作,要比经济工作费时更多,至少要多一倍的时间才能把青少年一代的风气搞好。首先是要把党风搞好,这就必须要有个好的党委领导班子。领导班子成员一定要是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能跟党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同志。
习仲勋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群众工作,要大家去做。他说,党的工作本身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不仅党委要做,而且要发动人人去做,特别是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青少年的思想是要引导的。要重视这个问题,也不要把问题看成不能解决。现在的学生,与五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不一样,与七十年代的也不一样。他们对旧社会一点不了解,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知道,以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坏的东西。我们要摸清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到底想些什么,才能做到循循善诱,正确引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国中小学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情况,习仲勋专门到会,参加交流和讨论。他在认真听取了八位与会代表的发言之后,根据自己的调研和思考,与大家一起交流了看法。他说,教育工作者只有了解每一个学生,熟悉每一个人,才能有效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你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你说你的,他想他的,那就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北京师范学院李燕杰老师,他为什么那样受欢迎呢?他讲的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些大道理,不是口号式的,而是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教育,有好些思想不对头的学生都转变过来了。他举例说,北京外语学院有个学习“尖子”叫冯大兴,后来偷盗杀人,被枪毙了。这当然是罪有应得。但是分析冯大兴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就可以看出,学校的老师,学校的党团组织,不了解这个学习“尖子”思想深处的东西,没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的思想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堕落。第一次作案得手,又想干更大的。他在作案前不可能没有异样的表现,但是没有人察觉,也就不可能制止。这不能说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没有关系。
习仲勋分析说,中小学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谁来做呢?当然是党委、党支部。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还要改善党的领导,你不改善,怎么加强?现在有些学校的党委和支部工作做得很好,但有些工作不那么得力,工作方法上也有不少问题。同时,要通过工会对教师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方法就很好。大家提出“建设一支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教师要成为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这些提法都很好。教师很光荣,教育下一代,光荣就光荣在这里。
习仲勋强调要切实解决好教师的生活待遇问题。他说,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中、小学教师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他们工资很低,工作很辛苦,这一点,谁都知道,中央也清楚。今年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下决心拿出一部分钱,给中小学教师普遍提一级工资。当然,提一级工资也解决不了很多问题。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看是小事,例如有的教师住的地方离学校太远,孩子没有地方吃中午饭等,这些都影响教师的工作。教育工会和学校行政领导,应该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在政治学习方面,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据我知道,有的学校连报纸都没有,看文件恐怕就更难了。又要教师政治思想进步,好去做教育学生的工作,又不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怎么行呢?但是,尽管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教师还是任劳任怨、积极工作的,我们这个教师队伍确实是很好的。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习仲勋十分关心文化艺术工作,对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有着深刻的理解。一九八八年他为原绥德分区文工团文艺工作者撰写的回忆录题词:“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开拓创新,繁荣文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艺术工作的真知灼见。在实际工作中,他对电影、农村文化建设、戏曲等都付出过心血,关心着文艺工作者的成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对广大电影工作者讲道,一是我们的电影事业有进步。现在的电影,不管从内容上讲,还是从艺术上讲,思想性、艺术性等许多方面,都超过了过去的水平。二是有人才,从电影作品看,老艺术家更加成熟,新秀也涌现出不少。老人带新人,新人要学老人、超老人。可谓人才济济,人才辈出。三是有困难,电影用的那点钱,只要把其他方面大的浪费堵死了,也就足够你们用了。电影是精神食粮,哪个不需要呀?搞得好可以教育一代乃至几代人,影响深远。这是几十万、几千万元都买不来的!一部好的影片,可以教育千百万群众为四化奋斗。四是有缺点,现在,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占大约百分之七十,不好的,思想性、艺术性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三十。有缺点不要紧,大家来评论,群众来评论,专家来评论,评论了以后可以改嘛。只要善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就能克服各种缺点,就能拍出好的电影来。五是有希望,电影事业大有希望。现在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大转变时期,改变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很多事情,可以大做文章,也能做出大文章。他的这些思想,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事业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对一些重大题材的影片非常关心。一九八七年七月,他专门审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彭大将军》,并接见了制片厂的负责人和导演。
习仲勋对农村文化事业也非常关心。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他在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党中央十分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在新形势下,农村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社会风气、社会治安还不那么好,还不那么安定。现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就迫切了。但是,现在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农民缺少精神食粮。有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山区,农民看不到电影,看不到戏,看不到书报或者看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拿出足够的好的电影、好的戏曲歌舞、好的电视片和其他好的作品,来满足广大农民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来影响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用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去占领农村的阵地,也要帮助、辅导农民自己创作并演出一些文艺节目。他举例说,旧社会陕西有“自乐班”,就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自编自演。解放以后,农业合作化时期,我到陕西省长安县一个村子去,那里家家户户写诗,贴在门口。不要看不起农民,何况现在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的农民,觉悟高了,文化程度高了,要求也高了。因此,一方面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采用多种方法,结合各地的情况,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活跃和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鼓舞和教育千百万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热爱劳动,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高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贡献。
他还向农村文化工作者提出三点要求,一是“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教育和提高农民,自己要先受教育和提高自己;二是要深入生活,向农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农民喜欢的作品来;三是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了这个作风,我们许多事情就可以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习仲勋观看了天津市第二电子仪器厂职工自编自演的话剧《分忧》。这个剧以“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住房和就业两个大问题为题材,反映工人阶级顾全大局,为党和国家分忧的精神风貌。习仲勋在此剧演出前后,两次同编导、演员座谈。他给这个剧以充分肯定,指出该剧“很有现实教育意义”,“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工人不仅为国家分忧,也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也是解决工人自己的困难。现在我们就是要提倡这种主人翁的责任感。”他十分赞赏企业自编自演文艺作品的形式,认为“企业职工业余演出,这个形式好,不占编制。既生产,又演戏,能文能武,既教育了工人,又教育了广大观众。”
习仲勋十分关心文艺工作者,是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喜欢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张君秋、杜近芳,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傅全香,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陈素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秦腔表演艺术家王天民、刘毓中、苏育民、李正敏、孟遏云、李瑞芳、吴德,北京人艺著名艺术家曹禺、欧阳山尊、朱琳、蓝天野,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王玉珍、郭淑珍、李谷一、贠恩凤等,都受到习仲勋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还重视为他们落实政策,使这些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受到尊重,生活上得到照顾,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习仲勋也因此赢得了文艺界广泛的尊敬和爱戴。很多文艺工作者一提起习仲勋就赞不绝口,说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像长辈一样关心他们。歌唱家贠恩凤回忆说,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见到习仲勋,开始还很拘谨,但他那风趣幽默、谈笑风生的言谈举止,一下子打消了她紧张的情绪。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之际,贠恩凤去北京为大会演出。演出前一天,她去看望习仲勋,汇报了近况。当得知贠恩凤要为十二大代表演出时,习仲勋对她说,演出要放得开,不要紧张。并叮嘱同去的中共陕西省委有关同志要多宣传陕西的艺术家。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在观看了贠恩凤独唱音乐会后,为其题词:“唱群众喜爱的歌曲,做群众喜爱的歌手。”一九九六年三月,贠恩凤陕北民歌专辑《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珍藏版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习仲勋专门从深圳发来贺电:“获悉你经过几年的努力,艺术上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表示祝贺。艺术,只有奉献给人民,服务于人民,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往人民喜爱你的歌声,今后,希望你永远忠诚于艺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黄土地。”
习仲勋十分关心地方戏曲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为了展示陕西戏曲近年的研究成果,陕西省文化局决定组建陕西省戏曲演出团赴京演出。八月,陕西省文化局派杨公愚副团长先去京联系演出事宜,行前赵伯平省长指示杨公愚,到北京后先向习仲勋汇报,争取他的支持。当听说有新剧目、有经过整理修改的传统剧目、有老演员和中青年演员,特别是解放后新培养起来的青年演员能在各个剧目中担任主角时,习仲勋非常高兴。他说,一个剧团或一个剧种要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必须有两条,一是要有好剧目,二是要有好演员。他认为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已注意到这两点,是很大的进步。根据习仲勋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经过充分准备,于十一月上旬赴京演出。十一月九日晚,习仲勋邀请杨明轩、汪锋、张奚若、张邦英、贺晋年、高登榜等陕西籍老同志,宴请陕西演出团团长罗明、副团长史雷和老艺人刘毓中等。习仲勋对大家说:“陕西剧团要来京演出,大家都很关心,但怎么演,怎么工作?大家议议。”罗明简要地介绍了演出团的情况,大家听了异常兴奋,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主张先演秦腔,有的主张先演眉户、碗碗腔。习仲勋认真地听着大家的意见,然后集思广益,认为第一场应该是给中央文艺界的领导作汇报演出,先演碗碗腔《金碗钗》。因为碗碗腔原是陕西皮影戏的唱腔,属于小剧种,现在经过陕西戏曲工作者的努力,搬上了舞台,成为大戏,是一项大胆的革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创造和发展,是值得向文艺界领导汇报的剧目。同时,他还对演出的宣传报道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按照习仲勋的意见调整了节目次序,加强了宣传工作,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一致称赞。二十四日,习仲勋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会庆贺演出成功,邀请了数十位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及表演艺术家与陕西戏曲演出团全体同志见面,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中国剧协主席田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都到场祝贺。此后,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曹禺、马少波等都陆续写文章盛赞陕西戏曲。
秦腔《千古一帝》的创作和演出,浸透着习仲勋的心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戏曲界比较活跃,全国各地都出了许多好剧目,陕西戏剧却比较冷清。习仲勋很关注,对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说,晋剧上去了,豫剧上去了,秦腔是戏曲的鼻祖,要很好地抓一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尽快调整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领导班子,新班子组织力量创作了一部反映秦始皇历史功过的大型秦腔剧,最后定名为《千古一帝》。经过紧张的排练,该剧先在陕西演出,反响很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习仲勋和马文瑞、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陕西省省长李庆伟一起,在北京国宾馆观看了《千古一帝》录像,并召开座谈会,习仲勋提出了指导意见。十二月初《千古一帝》赴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大会,定于五日演出。四日晚,习仲勋从广州赶回北京后,即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领导,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邀请他们观看。第二天,习仲勋带着孙女,与中央有关领导一起观看《千古一帝》,高度评价了这出戏,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他对一起看戏的同志说,你看我们陕西的秦腔,演得唱得多好!《千古一帝》轰动京城,获得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十个金奖,一个二等奖,创造了单个剧目获奖的最高纪录,使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走向全国,声名远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习仲勋回到西安参加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活动,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等一起观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出的秦腔折子戏《盗草》、《借扇》、《鬼怨·杀生》。习仲勋高兴地说,秦腔要改革,不改不行,改得没有秦腔味也不行。你们的戏改得好,既有秦腔的传统,又有新的发展,方向对、路子正,我很满意。
习仲勋不仅关心家乡戏曲的发展,同时也关心着京剧、豫剧、粤剧、评剧、晋剧等剧种的发展和繁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文化部和北京市调整部属和市区戏曲表演院团布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积极动员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到西安组建陕西京剧院。年近花甲的尚小云变卖了北京的房产,举家迁到西安,担任陕西京剧院首任院长,使陕西京剧院成为全国五大京剧院之一。在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下,尚小云在陕西再创辉煌,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京剧和秦腔以及其他剧种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习仲勋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相识,和豫剧有着不解之缘。一九八二年二月,常香玉率郑州豫剧团进京演出《花木兰》和《柳河湾》,习仲勋观看演出并看望演员。之后,常香玉每次到北京开会,习仲勋和夫人齐心都要请她吃饭。常香玉爱吃青菜,齐心每次都给她做大白菜包子、大米粥和菠菜汤,还让儿媳、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向常香玉请教学习。
在发展繁荣文化事业上,有件事值得称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画家范曾的国画作品在日本走红,日本的有关人士要为范曾举办个人画展并邀请他赴日出席开展仪式。美术界有人不赞成,认为范曾不能代表中国画家,主管部门也犹豫不决。这件事情请示到习仲勋那里,他认为日本人喜欢中国画,喜欢中国画家,这是件好事情,应予支持。他力排众议,支持范曾东渡日本举办个人画展,促进了中日文化艺术交流。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段时期,由于西医的冲击,中医中药得不到应有重视,也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习仲勋认为中医中药在医学事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民群众又十分认同中医中药在防病治病、健身强体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他很早就关心卫生事业,支持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就非常关心和支持西北地区的中医中药研究工作。到北京工作后,他依然关注中医中药事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时,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支持发展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举行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讲话。他说,三十年前成立中医研究院,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一项重大决定,是中医史上的大事。中医研究院的同志们艰苦创业,尽心竭力,团结协作,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为人民防病治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国中医药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他回顾了中国中医药学悠久的发展历史,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特别是针灸已经传到世界上一百二十个国家,有八十多个国家来我国学习和进行学术交流。有些国家还建立了研究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中医药和针灸进行深入研究。这说明,中医药在我国的卫生事业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它的奇特疗效和科学价值也被世界医药界所公认。”他要求中医药战线的同志们,要把振兴中医,为民造福的光荣任务承担起来,并指出,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又要坚持改革和创新,振兴中医,办好中医,发挥它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与西医相结合,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他要求,要纠正那种歧视中医中药,丢掉中医中药的错误思想,全党都要关心中医中药工作,重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一大批中医中药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祖国的中医中药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同。由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习仲勋的远见卓识。
始终关注广东的改革开放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的失误,并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在肯定胡耀邦对党的事业的贡献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功绩的同时,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接受他的辞职请求,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会议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仲勋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此前召开的民主生活会。
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习仲勋便到广东省作了为期一个月的工作考察。他离开广东的六年里,始终挂念着广东改革开放的情况,一直想去看一看。这次回广东,他深入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广州、江门、佛山、惠阳、肇庆、怀集、连县、乳源、仁化、韶关等二十三个市县,实地考察了这里的城市建设和工厂、学校、农村、旅游区及正在建设中的大瑶山隧道,与市地县负责人亲切交谈,并看望离退休的老干部,勉励他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方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改革开放前期,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了两年十个月时间,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事业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阔别六年后,他踏上这方改革开放的热土,心情格外高兴。他说:“党中央为广东开放、搞活经济制定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产生了这样大的威力,使广东发生了这样历史性的、巨大的变化,变得出乎意料的好,真使人感慨万千。这都是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他说:“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实践证明我们的开放、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可以作为历史变化的见证人。”
习仲勋首先考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一九七八年,深圳还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由于群众生活贫困,偷渡外逃现象十分严重。经过改革开放后短短几年的发展,现在已变成崭新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一九八六年深圳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对外贸易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八。由于外向经济的发展,蛇口工业管理区和港口异常兴旺繁荣。
习仲勋在蛇口参观了由中外合资的太阳油厂投资在建的浮法玻璃厂和深圳中华自行车厂。太阳油厂规模大,技术先进,浮法玻璃厂工程进展顺利;中华自行车厂能够生产出上百种型号的自行车,企业应变能力强,产品畅销欧美市场,供不应求。习仲勋在这两个厂仔细考察了机械设备和生产流程,对蛇口的变化赞叹不已。
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变化更是惊人。昔日冷清贫穷落后的小镇,现在建起了成片的楼房,有工厂、宾馆、居民住宅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英街”属深圳管理的一边,商铺林立,市场繁荣,超过了香港管辖那面的街区。习仲勋十分高兴,询问市场的情况,更关心群众的生活。当地干部告诉他,这里的人均住房达到二十五平方米,农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四百多元。习仲勋勉励干部要进一步做好工作。
习仲勋特意提出到宝安县南岭村看一看。一九七八年五月反“偷渡外逃”时他曾到过这个村,一个荒凉的水沟地小村,六百来人就跑掉五百多,改革开放后不但外逃的人回来了,而且还有不少华侨在这个村投资兴办起内联企业和来料加工厂,使这里变成漂亮的小城镇,全国各地来这里搞劳务的就有二千五百人。习仲勋受到村里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家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习仲勋高兴地和群众拉家常,问这问那。村干部告诉他,现在农民人均收入五千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五十倍,其中个人分得一千五百元,三千五百元留给集体,用来兴办教育、医疗等事业,老年人每月发给五十元退休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都达到百分之百,中学生到镇里上学早晚还有汽车接送。习仲勋满意地说,这都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英明,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勤劳致富的结果。
在珠海特区,习仲勋参观了市政建设,高度赞扬珠海的发展变化。珠海美达磁碟厂是一个电脑控制的现代化企业,产品全部出口,劳动生产率达十万美元。他参观了工厂的设施和生产线,不断地向专业技术人员询问请教。当地干部向习仲勋汇报说,我们的引进工作有了新变化,以前从港澳地区引进,现在从欧美各国引进;从引进单个企业发展到引进跨国公司、跨国财团;从引进装配设备发展到引进系列化的生产线;从引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到引进技术密集型工业,目前珠海已有十多家比较先进的现代化企业。习仲勋高兴地说,我离京前曾向中央报告,这次去广东的目的是一看二听三了解。到深圳看了后,我又加了一条“四学习”。因为这里的确有许多新事物、新经验值得学习,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办经济特区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其“窗口”作用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实践证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二月二十三日到三月八日,习仲勋在江门、佛山、东莞三市和韶关、肇庆两地考察。一到江门市就听取了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黎子流的汇报既讲成绩,又讲问题,习仲勋听后称赞说,一路上还没有听过这样的汇报,对自己的工作一分为二,符合邓小平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谦虚,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负责干部,都要注意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自己的工作,这样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党的领导干部,职位越高,越是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不要光讲成绩,成绩是客观存在的,缺点不讲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如果只讲自己好的一面,有成绩的一面,就容易飘飘然,出差错,就不能进步。如果认为一切都好,就不要再干了。他说,教育干部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每个共产党员、干部都要过党性关,党内生活要生动活泼。老同志,比如说我习仲勋,就能过早地盖棺定论?敢说自己过好了这一关?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党内民主生活一定要健全,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这样党内才会有团结,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还就当时的经济工作谈了自己的意见,强调要注意克服消极因素,更好地发挥积极因素。他说,当前改革的中心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企业的活力,搞好产品质量,这也是一个战略问题。
江门、佛山、东莞三市是广东省除两个特区之外发展快的地区。江门市把改革放在首位,围绕增强企业活力的中心环节,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和各种经济责任制,在农村主要抓产业调整、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贸工农经济体系的建立,使全市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六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将近翻了一番,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点七。佛山市坚持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去解决,努力理顺各种经济关系,积极利用外资发展创汇工业和农业,使全市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仅乡镇企业产值“六五”期间就增加了四倍。东莞市在稳定粮食的基础上调整生产结构,大搞农业开发,大力发展水果产业;工业上从“三来一补”发展到引进与消化并重,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轻纺业为主体的外向型工业结构,创汇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六,居全国前列。习仲勋在这三个市参观了农业产业,考察了企业,肯定了他们的发展思路,指出这里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积极进行改革,二是大胆进行开放,三是发挥自己的优势。
习仲勋没有忘记粤北山区的人民群众,在考察三市之后来到肇庆和韶关。这两个地区的山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尚有五十多万人年均收入在二百元以下,口粮不足四百斤,省市正在采取积极的扶贫措施,并从财力物力上给予援助,还派懂得经营管理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去帮助工作,成效很好,得到习仲勋的称赞。连县的花岗岩建材厂和怀集县的微粒板厂,分别引进日本和西德的技术和设备,利用当地储量丰富的花岗岩和不成材的木料加工成销路很好的优质建材产品,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习仲勋对这两个厂的做法很感兴趣,鼓励他们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做更多的事情。
三月九日,习仲勋来到衡广复线大瑶山隧道工地考察。这项全国瞩目的工程已进入决战阶段,建设者们为打通最后的七十米正在全力奋战。习仲勋一到工地就高声向职工们致意: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有功于全国人民!预祝你们圆满完成任务!他乘车进入隧道,一边听取工程负责人的汇报,一边认真察看施工现场。在隧道深处的掌子面,他亲切叮嘱工人们,越是接近胜利的时候,越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习仲勋在广东的一个月时间里,连续深入城市、企业、农村,广泛地接触群众,对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的势头十分欣慰。他把在广东的所见所闻,写成《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上报中央,对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了问题和建议:“首先不少人仍然担心党的政策发生变化。其次,肇庆、韶关、惠阳三个地市的资源开发工作要加强。第三,非生产性的建设搞得多了,重复建设的问题仍需抓紧解决。要注意加强宏观控制,精心处理好这些问题。第四,工厂和住宅的占地面积应当严格控制。我看到一些新建的工厂和住宅不适当地占用耕地,多占地,占好地,这种状况越到基层越严重。”他还指出:“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防止搞形式主义”,对一些单位把视察过领导的照片、题字陈列出来,有的甚至把领导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烧制在瓷砖上,摆放在街道最显眼地方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习仲勋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会议之后,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次年一月六日到海南岛调查研究,这是他第四次到祖国的第二大岛,前三次是他在主政广东期间去的。海南岛一直隶属广东省,他这次去时中央已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省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习仲勋先后到文昌、琼海、万宁、三亚、通什、琼中、儋县等地察看工厂,走访农村,看望种植、养殖专业户,还专门参观考察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坡心村的橡胶园、华南热带植物园、橡胶花药试管植株大田和从国外引进的稀有水果红香蕉园,同县市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习仲勋对海南岛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由衷高兴,希望干部群众认清新的形势,进一步增强团结,认真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和中央关于建设海南的各项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艰苦创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海南的经济建设获得新的历史性的发展。习仲勋在通什市民族博物馆参观后挥笔题词:“加强民族大团结,开发建设新海南。”
一九八八年二月,习仲勋在深圳和干部群众一起欢度春节。他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春节联欢晚会,吃团年饭,心情愉悦,他对大家说,深圳是大有前途的,大有希望的!
一九八八年三月底四月初,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十二月四日至二十日,他又一次到广东了解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先后在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市县调查研究。十七日,习仲勋实地考察了深圳市区部分服务行业和宝安县农村,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他指出,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决不能走回头路。他说:“十亿人口搞改革,这是一篇大文章,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革开放,深圳走在前头,实践经验比较多,要把这些经验提高到理论上进行总结,深化改革,加快改革的步伐。”
十二月十八日,习仲勋专门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汇报。他赞成广东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措施,希望广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勉励大家不断总结经验,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先走一步的作用。
亲密无间的革命伴侣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与齐心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勋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九年,齐心大部分时间在绥德县和延安的农村做基层工作,参加过历次土改。这时习仲勋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仲勋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方面传递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尔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部署下,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五月十四日习仲勋出席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的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组织上为了让齐心去看望丈夫,便派她随慰问团去安塞。谁知一见面却遭到当众批评:“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齐心对丈夫的批评十分理解,她心里明白,习仲勋并不是不想见她,而是艰巨的战争形势不容他分心,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伟大斗争中去。参加了祝捷大会后,她高兴地返回了工作岗位。
在与习仲勋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叮嘱她“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话,当做人生的座右铭。她常对人说,习仲勋既是一个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师长和挚友。一九五二年秋,习仲勋调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齐心带着女儿齐桥桥和习安安于年底也从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说是团聚了,但却不能天天在一起。齐心先是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远,照顾不上孩子,于是把三岁多的齐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当齐桥桥去幼儿园时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爸爸怀里。小女儿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儿子习近平和习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直在远离市区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哺育他们,直到十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她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还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时间里,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习仲勋的关系把工作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三月,年仅十五岁的齐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同年在反“扫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的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顾全大局,坚持在基层工作,默默地奋斗在组织安排的各个岗位上。习仲勋说自己是“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齐心同样也是如此。
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习仲勋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她从不干预习仲勋的政务,从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
受习仲勋影响,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务院机关经常周末晚上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仲勋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
习仲勋担任国务院领导后,由于齐心工作单位离家远,与家人团聚只能是周末和节假日,几乎没有随丈夫参加过公务活动。有一次周恩来问习仲勋:怎么老是见不到齐心同志呢?他建议,齐心同志可以副总理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这样的活动,习仲勋仅让齐心参加过一次,那就是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访华时,按照国际礼节,由齐心陪同习仲勋出席了接待活动。
一九七八年四月,习仲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年底任第一书记,一九八○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间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按规定齐心是可以以夫人身份陪同前往的。可是,习仲勋严格要求齐心,让她谨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对此齐心十分理解,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陪同丈夫一起出国的事。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三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十多年,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一九六二年九月,四十九岁的习仲勋遭受不白之冤,继而被审查、下放,“文化大革命”中又横遭批斗、关押。这期间习仲勋和家人天各一方,齐心也受到株连而被审查,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七年多,孩子到农村插队,一家人不仅生活艰辛,还忍受着“反党分子”家属、“黑帮子女”的精神压力。齐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丈夫对党无限忠诚,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们不相信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始终如一地深爱着他。齐心和孩子们在逆境中没有消沉,坚强地面对命运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一九七二年习仲勋还在被“监护”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和家人见过一次面。直到一九七八年二月习仲勋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时,一家人才在北京得以团聚。
齐心与习仲勋携手相伴五十八载,他们互相关爱,相敬如宾。最让齐心感动的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的一天,习仲勋给她打的一个长途电话。那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午,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给回北京的齐心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问齐心:“我们结婚多少年啦?”齐心说:“五十五年啦!”习仲勋饱含深情地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感到了这些话的分量,顿时心生感慨,她对“光辉一生,历经坎坷”的丈夫深情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仲勋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记录下来,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过电话后,习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仲勋对妻子齐心的高度评价和衷心赞誉。齐心按照丈夫的嘱咐,把通话的内容追记了下来,写给儿女留作纪念。这次通话是他们夫妻间又一次心灵的沟通,是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追忆,是相互的慰藉和真诚的勉励。
深爱中的言传身教
习仲勋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然而,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也有着常人一样的情和爱。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他和齐心的第一个女儿在延安桥儿沟出生,后来姥姥邓耀珍说:“孙女在桥儿沟生,就给她取名‘桥桥’吧!”当时,习仲勋正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到女儿出生的电报,非常高兴。回到延安后,他高兴地把女儿抱在怀里看个不够,望着女儿稚嫩的小脸笑个不停。工作之余,常常把未满月的孩子抱在怀里兴奋地走来走去,一次孩子尿了他一身,他笑着说:“子尿不臭,子尿不臭。”齐桥桥自小聪明乖巧,习仲勋对她疼爱有加,齐桥桥也挚爱着父亲。习仲勋离开工作岗位休养时,时任武警总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外办主任(副师级)的齐桥桥毅然主动放弃仕途,在家专门照顾父亲十多年。二女儿在西安出生,取名“安安”,每日与姐姐形影不离,分外亲热。习近平、习远平两兄弟小时候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好学上进,招人喜爱。习仲勋尽管公务缠身,但业余时间总会尽量和孩子在一起交流感情。那时候文娱活动比较少,孩子们周末从学校回来,和父亲玩闹嬉戏,这是习仲勋最开心最惬意的时刻。星期天只要有空,习仲勋总会陪着孩子们玩。齐桥桥和习安安跳皮筋时,一头拴在树上,他牵拉着另一头,笑眯眯地看着姐妹俩玩耍,只要孩子们不停下来,他从不撒手。姐弟四人最喜欢和父亲玩“骑马”的游戏,习仲勋趴在地上让孩子们骑在背上,驮着他们从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有时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孩子们向他“进攻”,他把姐弟四人一个个掀翻,还从大到小摞在一起。每逢洗澡,孩子们故意跑开,和父亲一起玩“追击战”,习仲勋拿着撑门帘的长竹竿满院子追,院子里撒满嬉闹声,直到把孩子们一个个“摁”进澡盆,他才满足地坐下来休息。像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喜欢不时地逗孩子玩,有时候把他们逗哭了又赶忙去哄,尽显天真童心。习仲勋是陕西人,每天都要吃面条,他调拌的面色香味俱全,孩子们都喜欢吃。每到吃饭时,四个孩子端着碗,排着队,等着父亲给他们调面。他一碗一碗地拌好,看着孩子们吃得很香的样子,满意地笑了。
习仲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人。他疼爱孩子,但从不娇惯,不让孩子养成不好的习惯。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他会带着孩子去游公园,或参加友人聚会。有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去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勋从不带钱,孩子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几个孩子从小都非常爱学习,特别喜欢看小人书和故事书,习仲勋就带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买。孩子们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互相传看,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习仲勋注意教育孩子从小养成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他言传身教,从点滴做起。他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名言教育孩子,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都要捡起来吃掉,一丁点也不浪费,吃到最后还要掰一块馒头把碗碟上的菜汁擦干净。这种无声的教育,使孩子们都养成了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好习惯。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大都是“接力”着穿,大的穿旧了,再让小的穿。齐桥桥上初中时,母亲齐心把炼钢时穿过的一件大襟罩衫给她穿,上面有不少被钢花烫出的洞眼。齐桥桥穿过的衣服鞋袜再给她妹妹安安和弟弟近平、远平穿。孩子们习惯穿旧衣服,穿着新衣服反倒觉得不自在,因为同学们穿得都很朴素。以至于习仲勋后来给桥桥做工作说:“你是女孩子,还是要穿好一点。”齐桥桥回忆说:“尽管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候没有华丽的衣着,甚至比常人还要简朴,但我们的学习都很好,内心是充实的,精神是健康的,即使是在最艰难、被人歧视的日子里,我们仍然是乐观的,而且活得很有尊严。”
习仲勋还非常注意保护环境,节约水电,经常教育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厉行节约。习家人节俭行为出乎人的意料。习仲勋习惯用浴盆洗澡,每次洗完澡的水留着让孩子们再洗,然后还要用澡水洗衣服。家里厅堂的灯晚上一般很少打开,他要求房间里只要没人,一定要随手关灯。在外面散步时看见地上有烟头,他都会俯身捡起,扔到垃圾桶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一直保持着随手关灯、节约用纸、拧紧水龙头、自觉维护公共卫生的良好习惯,不仅儿女们一直保持着,就连孙辈们也继承了爷爷的这些好传统。
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勋让齐桥桥、习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八一小学寄宿上学,每周回家一次,都是他们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习仲勋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车接过他们。孩子们除伙食费和乘坐公共汽车费用外,几乎不给零用钱。有时孩子们吃冰棍花了钱,就没有足够的钱乘坐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家。路远累得走不动了,齐桥桥就拉着弟弟妹妹的手,坚持走到下一站再坐车,为的是省钱。为看电影,孩子们就向秘书张志功要钱,虽然只给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张志功给了他们但还要记账,月底把账本送给习仲勋过目。有时孩子们怕父亲在账本上发现自己的秘密,就从妈妈那里要来钱把账补上。
习仲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齐桥桥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报考了北京一○一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由于一○一中学学风好,齐桥桥很想上,但是成绩比一○一中学的录取线差了零点五分。习仲勋试探地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知道父亲不会做无原则的事,看似征求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考验她,更不会为她说情,因此她明确地回答:“考上哪儿就去哪儿”,高高兴兴地去河北北京中学上学了。虽然学校食宿条件较差,离家也只有一站路程,但习仲勋仍然坚持让齐桥桥吃住在学校,和同学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保持平民本色。那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习姓又很少见,很容易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联想到习桥桥就是习副总理的女儿,习仲勋为了避免学校因此照顾女儿,就让她改随母姓,家庭出身也由“革命干部”改为“职员”,齐桥桥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习仲勋工作很忙,往往星期天还在家里和来人谈工作,由于和孩子们见面的机会少,就让他们坐在旁边,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和人谈话。幼小的桥桥看着父亲和人谈话,不解地问:“爸爸,干革命是做什么呀?”习仲勋回答说:“革命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桥桥又问:“团结就是和人一块儿说话吗?”习仲勋回答说:“对呀,谈话就是团结人的第一步。”齐桥桥上初三担任班上团支部书记时,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主动找同学谈心、做思想工作。可见孩子们受他的影响有多大呀!
在习仲勋蒙难下放洛阳期间,齐桥桥带着小弟习远平去探望父亲。一天,他们到工厂小卖部去买苹果,售货员知道他们是习仲勋的子女,出于对习仲勋的敬重之心,专门挑了大个的给孩子们,回家后姐弟俩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却受到严肃批评,习仲勋硬是让孩子们把大个的苹果退了回去。在广东工作期间,一次一批知名画家到广州采风作画,习仲勋向来尊重文化界人士和艺术家,就热情招待了他们,但由于公务繁忙,抽不出身子陪他们,就让齐桥桥等代表他到宾馆去看望这些画家,并一再叮咛桥桥只去慰问,不许要画,说画家们很辛苦,画一幅画不容易!孩子们从来没有利用习仲勋的权力和威望为自己谋取过一点好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习仲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他一生中职务最高的时候,这时他对子女教育要求更加严格。那时,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触犯刑律,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纠正党风,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
习仲勋家风之严,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他和前妻生有习和平、习乾平、习富平(习正宁)两女一男。女儿乾平“文化大革命”前毕业于外交学院,学的是法语,分配到《国际商报》工作。一九八三年,王光英筹建光大公司,有意调她去工作。习仲勋闻知后,当面谢绝了王光英的好意,他说:“还是不要调她去好。你这个光大公司名气大,众目睽睽,别人的孩子能去,我的孩子不能去!”后来他将此事告诉了乾平,女儿委屈地说:我是学外语的,到光大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做点事情,有什么不好?习仲勋严肃地说,人只要有才能,在哪里都可以发挥作用,就怕你没有本事。你是习仲勋的女儿,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乾平继续留在《国际商报》工作,后来出了几次国。当时出一次国很不容易,而且还可以低价购买一些进口家用电器。习仲勋知道女儿多次出国的事后,就要她说清出去的理由。父女俩为此在一次吃饭时燃起“战火”,女儿顶撞说,我是记者,我是学外文的,出国是工作需要。习仲勋忽地站了起来,把筷子一摔,高声说道,哪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不要什么行为都加上工作的名义!直到女儿表示今后不再随便出去,要踏踏实实工作后,他才消了气。
儿子习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里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一干就是十三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恢复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习正宁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要求,被选中并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就在快要报到之前却起了变故,原来习仲勋得知此事后,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学院撤回了调令。习正宁想不通,认为这完全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习仲勋深知儿子当年是因他的牵连而在毕业分配时受了影响,但他这次还是让陕西省委做工作,要儿子继续留在原单位。他说,不能让人说我习仲勋刚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习仲勋经常教育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鼓励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正是由于习仲勋的严格教育以及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子女都自立、自强,无论是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
习仲勋在连天的炮火中是铮铮铁汉,又有着常人的绵绵情丝,性格上既有刚强的一面,又有柔情的一面。习安安曾送给父母一对虎皮鹦鹉,一天不小心让猫吃掉了。习仲勋下班回来看到笼碎鸟亡,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
有一次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习仲勋看到家中的老猫因为哺育小猫变得很瘦弱,就给扔了一块食儿,结果老猫就给小猫吃。他感慨地说:“看,老猫是怎样对待它的小猫啊。猫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人了!”后来有一天,姥爷习仲勋和外孙女张燕南开玩笑,故意发脾气,她却仰起稚嫩的脸对习仲勋说:“难道老猫就是这样对待它的小猫吗?”惹得习仲勋和在场的人都笑得弯了腰。习仲勋的家庭就是这样充满着和谐、温馨和快乐。
父 子 情 深
习仲勋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勋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勋难以抹去的心痛。儿子习正宁在海南省任司法厅厅长期间,工作积极努力,正当大有作为之际,不幸于一九九七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习家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年迈的习仲勋是莫大的打击。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隐瞒着他。久而久之,不见习正宁回来,又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产生疑虑,当他问起时,都被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遮掩过去。以后他再没问起过,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习仲勋毕竟是经历过重大挫折和风浪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饱尝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强,忍着内心的伤痛,坚韧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习仲勋和齐心经常鼓励儿女多读书、多学习,为人民作贡献,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次,当着儿女们的面,齐心对他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 开心8。”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家对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严格,随时提醒他们注意保持好的传统。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八十八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八十八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深情地写道: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勋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
习仲勋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公务员都深有体会。他要求大家,决不能利用领导的名义和工作的特殊性为他人或个人谋取利益,得到特别的照顾和提拔,要与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一样,平等地接受组织的考察、调配和监督。习仲勋特别讲,秘书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因为在领导身边,帮助领导做具体工作,下情上转,上情下达,责任重大,秘书的思想作风、工作质量,尤其是纪律观念,对群众影响很大,也影响着其他工作人员。秘书岗位虽然特殊,但人不能特殊。
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同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领导考虑到加强地方党委和部队的联系,便提出给跟随习仲勋十六年之久的秘书张志功在部队安排一个职务。习仲勋知道后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地方领导的秘书在部队安排职务,没有这个规矩,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一九六一年七月,跟随习仲勋十年的秘书田方工作变动,当时组织上提供了三个中央机关单位供选择。习仲勋却对田方诚恳地说,你还年轻,在国务院机关工作了十年,应当到地方上去锻炼锻炼,鼓励他扎根基层,心向群众。他意味深长地对田方讲了毛泽东艰苦朴素的故事,并叮嘱下去以后切不可搞特殊化。田方到陕西后,向省委转达了习仲勋的意见,并表示:我在机关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到基层去。陕西省委把田方安排到宝鸡地委工作,担任副书记,分管千阳、陇县两个山区县。
在此前后,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在他身边工作的其他几位同志也愉快地下到西北或其他边远贫困地区工作。老秘书陈煦到了甘肃,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阿里,卫焕新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习仲勋经常写信或带话,鼓励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锻炼,为人民服务。
习仲勋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也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他经常询问每个工作人员的家庭生活情况,凡是节假日都要带去他的问候和祝福。谁的家庭有困难,他就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予资助。几位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积极撮合,穿针引线,使他们结为伴侣,过上幸福生活。工作之余,习仲勋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散步、聊天或打扑克,有时还讲讲笑话,关系十分融洽。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每当谈起习仲勋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时,都激动不已,由衷地敬重和思念他。
故 土 情 怀
一九八九年春节前后的二月一日至十三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又一次回到故土陕西,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家乡视察工作,同家乡人民一道欢度春节。
二月一日下午,刚刚到达古都西安的习仲勋,便出席了中共陕西省委、省顾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召开的迎春联欢会。三日下午,出席了省顾委举行的春节团拜会。当他见到当年很多老战友、老朋友时,心情格外高兴。陕西的老干部、年轻干部也为习仲勋的到来而无比激动。他拉着大家的手问这问那,气氛热烈。习仲勋在省顾委会团拜会上作了即席讲话,给大家拜年,并祝愿老同志春节愉快,健康长寿!
二月六日是大年初一。除夕之夜的瑞雪使古城西安披上了银装。上午九时半,习仲勋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侯宗宾等陪同下,踏雪到西安交通大学看望高校的知识分子。西安地区二十二所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聚集在这里,笑语阵阵,春意浓浓,等候着习仲勋的到来。当习仲勋走进会场时,掌声四起,大家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习仲勋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互致新春问候。
习仲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春致辞。他说,今天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省委、省政府邀请各位专家欢度新春佳节。我有机会与大家一起过年,感到十分高兴。借此机会,我向陕西全省的教育、科技工作者以及广大学生表示亲切的问候,祝大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他说,陕西省有五十多所大专院校、三百零四个科研机构、五万多名教职员工,还有许多专家、教授,可谓人才济济,实力雄厚。这是陕西的一大优势,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继续努力,辛勤耕耘,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教书育人,培养好下一代,为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教育奠基,科技兴陕”发展战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张勃兴和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安启元等在讲话中,衷心感谢习仲勋长期以来对家乡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持,代表各界知识分子感谢他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搞好工作。习仲勋与大家合影留念,并参观了西安交通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史展览。
习仲勋十分关注陕西新闻事业的发展。七日下午,他在西安人民大厦出席了省、市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还特意邀请了十多位新闻记者参加。他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仔细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说,在延安时,许多记者、编辑是我的朋友,常和我交流情况、谈论问题。我很愿意和你们交往,继续做你们的朋友。我也希望报纸、广播、电视成为千千万万读者、听众的亲密朋友,为他们好好服务。习仲勋向大家拜年,向全省新闻工作者祝贺新春佳节。陕西新闻协会主席、陕西日报社社长张光等新闻单位负责人向习仲勋汇报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表示要加倍努力,宣传好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宣传好陕西取得的巨大成就。晚上,习仲勋出席了陕西春节联欢晚会,陕北民歌、秦腔清唱,这些熟悉的乡音使习仲勋乡情绵绵,陶醉其中。
密切联系群众,置身于工人、农民之中,是习仲勋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渭北、西北苏区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他常说:“在群众中最安全。”进城以后,他没有忘记这里的父老乡亲。一九五八年秋他回陕西调查时,特地到很多地方去看望群众,了解情况。一九六二年春,当他得知陕西渭北一带闹春荒,一些基层干部存在强迫命令、作风粗暴问题时,亲笔致信省地县领导,要求放开粮食市场,让农民去陕北换粮自救。他当时严肃地说,我们的干部如果对群众不好,是要挨扁担的!一九八五年底,他听说陕西长安、铜川、泾阳等地发生滑坡自然灾害,即打电话给省委主要负责人,询问灾情,要求做好救灾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
习仲勋这次回陕西,仍然没有忘记群众。八日是大年初三,习仲勋到宝鸡市看望工人群众。在国营长岭机器厂,他视察了工厂的生产,察看了工人的生活,慰问坚守在第一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向他们拜年。在电冰箱生产车间,他高声向工人致意:工人同志们辛苦了,祝你们新春愉快!工人们报以热烈掌声。习仲勋仔细地听取了工厂生产情况的介绍,指出,要搞先进技术,要日新月异,争取时间,搞竞争不争取时间不行!
习仲勋在宝鸡还到中美合资的秦明医学仪器有限公司视察并慰问工人,他考察了这个公司心脏起搏器的生产情况,深入到各车间向工人致敬。
在宝鸡河滨公园,习仲勋瞻仰了宝天铁路英烈纪念碑,并向长眠在这里的英烈们敬献花篮。纪念碑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落成,碑上镌刻着纪念碑文和彭德怀的题词,镌刻着习仲勋当年题写的“功在西北、永志不忘”八个大字。宝天铁路,是他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期间,领导修复建设的一条西北交通动脉。面对纪念碑,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修筑这条铁路的艰苦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和陕西省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牺牲精神,陕甘两省数万民工的无私奉献精神,顿时萦绕在脑际。习仲勋肃立良久,绕碑一周,对陪同的人讲述了新中国建立伊始恢复国民经济的情景后,深情地说: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英烈们忘我劳动、不怕牺牲、勇当开路先锋的革命精神,把宝鸡建设得更美好,把陕西建设得更美好。
习仲勋在宝鸡市与十二个县的党政领导、离退休干部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后,便深入农村看望群众。他来到凤翔县纸坊乡六营村,一下车就被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农民群众围了起来。习仲勋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热情地紧紧握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向大家说,看到你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神情,就知道你们过得很好。希望你们好好干,日子越过越好。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陪同的领导特意向习仲勋介绍了农民泥塑家胡新民。习仲勋看着这个年轻精干的小伙子,高兴地说,好啊,到你家去看看。胡新民带路,村民们簇拥着习仲勋走进了这个普通农家。他坐在炕头和胡新民拉起了家常。胡新民向习仲勋说,彩绘泥塑在过去俗称“耍货”,我家祖辈以此手艺为生,用这个“耍货”换些柴米油盐养家糊口。“文化大革命”中当“四旧”给破了,现在政策好了,我们又搞起来了,而且越搞越大。习仲勋点了点头说,你这是实话!现在党和政府支持你们,要大胆地干,往前闯,把我们的民间艺术挖掘出来,并且有所创新,有所提高。他仔细地询问泥塑的配料、制作、产量和销售及收入情况,胡新民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说,他还到过美国,见过里根总统,现场为他作了泥塑制作表演。习仲勋赞许地说,这不容易,这样年轻,就漂洋过海,为国争光,还是后生可畏呀!
对于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些人认为他是中国的大救星,其他人认为这是罪人。。这也引起了学位和扩大中国当代社会的撕裂。中共元老习仲勋认为,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男人喜欢别人盲目吹捧他,他很有信心,相信自己做正确的事情。毛泽东并不像一些传说。我们应该正确评价毛泽东,这对维护社会稳定是很重要的。本文从《南方都市报》2月6日,2008年,作者贾庆林Yunyong,徐莉娜,最初名为“yi-zhe李:“习仲勋为我修复错误”。
习仲勋(图片来源:向量按照中央批准1月26日,1979年2月1日,1979年,习仲勋担任省委常委会,讨论如何恢复会议的问题
“李”,“李yi-zhe事件”,66岁的李zheng-tian。头,胡子,穿长袍,一年到头在冬天会穿圆毡帽,帽子看起来很奇怪。实际上,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艺术家和哲学家。
Zheng-tian李:想要推翻谁是谁,谁想剥夺的权利是谁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一个可怕的无法无天的状态。民主和法制,充满血和泪的“命题”必须毛泽东和周恩来写道。
习仲勋:“你怎么生气,怎么可以,因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事情不是我的手,我也要承担责任。”
在广州现在5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11月10日,1974年,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建议是否yaband同志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场合,不调整这些人们在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海报在最繁荣的广州北京路。海报签署“yi-zhe李”。
海报从开始到67年底,新闻纸,2.60000个单词。因为太多的人围观,交通堵塞。漆黑的夜晚,有很多人用手电筒,比赛在阅读它,抄录上面的句子。
看海报可能还记得:1975年,广东省从上到下动员、批评的海报。成千上万的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批评“李”和“yi-zhe李”,吃亏的,脸瘦年轻人需要,各拿一个麦克风,面对面的辩论。
“听省委转达:没有批yi-zhe,允许毕业。“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国子监的刘在中山大学,目睹了辩论,”海报的批判林彪的“天才”理论。“一个人的头,而不是八亿人,“突破性的印象深刻,这些话,让我在“文化大革命”从现在开始流行的崇拜。”
海报迅速蔓延全国各地和海外。江青说:“这是一个“解放最反动文章”。